名人媒体新闻评述：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入真正政治博弈阶段

 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（本台拍摄资料图片）2026年结束两任秘书长卸任

联合国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，已经从程序启动进入更具实质意义的公开检验阶段。继 4 月 21 日至 22 日首轮候选人互动对话后，6 月 15 日和 18 日又举行了第二轮听证。目前，已有六位获得会员国提名或支持的人选进入公众视野：智利前总统米歇尔·巴切莱特、阿根廷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·格罗西、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蕾韦卡·格林斯潘、塞内加尔前总统马基·萨勒、厄瓜多尔前外长兼前联大主席玛丽亚·费尔南达·埃斯皮诺萨，以及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·罗德里格斯-伯基特。

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候选人公开陈述愿景、接受会员国和民间社会提问的程序。但两轮听证之后，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谁在讲台上表现得更从容，而是谁能够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。联合国秘书长不是通过公开竞选产生，而是先由安理会推荐，再由联合国大会任命。也就是说，公开听证让世界看见候选人，闭门协商才决定谁真正有机会走到最后。

六位候选人

 

六位候选人的背景并不相同。有人拥有国家元首经验，有人长期深耕联合国系统，也有人来自核安全、贸易发展、人权外交或小国多边外交领域。但他们几乎都在谈同一件事：改革联合国。这本身已经说明问题。今天的联合国并不是缺少议题，而是常常缺少执行力；不是没有原则，而是在大国分裂时很难把原则转化为行动。无论是战争、难民、气候、发展融资，还是人权议题，联合国都面临同一个质疑：它还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？

这也是本轮遴选最现实的一面。候选人可以在公开听证中谈愿景、谈价值、谈改革，但秘书长职位的真正难处，不在于提出口号，而在于如何在高度分裂的国际环境中维持联合国最基本的行动能力。尤其是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意见严重分歧的时候，秘书长既不能替代大国决策，也不能完全回避大国政治。

从目前候选人结构看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存在感格外突出。六位候选人中，巴切莱特、格罗西、格林斯潘、埃斯皮诺萨和罗德里格斯-伯基特均来自拉美或加勒比地区，只有萨勒来自非洲。联合国并没有明文规定秘书长必须按地区轮替产生，但地区平衡长期以来都是重要政治考量。拉美候选人数量多，说明该地区在这一轮遴选中有明显声势；但人数过多，也可能带来支持分散的问题。

萨勒则代表另一条可能的政治路线。作为塞内加尔前总统和前非盟轮值主席，他具有国家元首经验，也能回应非洲对更高代表性的诉求。不过，他目前的短板在于，其提名并未显示出整个非洲联盟层面的统一背书。如果拉美候选人之间无法形成共识，而非洲国家能够凝聚更一致立场，萨勒仍可能成为后续协商中的重要变量。

在所有候选人中，玛丽亚·费尔南达·埃斯皮诺萨的发言尤其值得注意。她提出联合国需要“负责任地缩小规模”。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尖锐，甚至容易被理解为削减联合国。但从她的整体表述来看，她要表达的并不是削弱联合国，而是让联合国摆脱重复、迟缓和低效，重新回到能够交付成果的位置。

秘书长候选人玛丽亚·费尔南达·埃斯皮诺萨：改革联合国，但不是削弱联合国

埃斯皮诺萨曾任厄瓜多尔外长、国防部长，也曾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。正因为她熟悉联合国系统，她关于改革的表述并不像外部批评者的抱怨，而更像是来自制度内部的反思。她没有回避联合国当前面临的信誉下降、财政压力和执行乏力，也没有把改革说成一句空泛口号。她强调的是减少重复、提高效率、强化问责，让联合国重新具备交付成果的能力。

这番话的微妙之处在于，她试图同时回应两种不同的关切。对于主要出资国而言，联合国系统庞大、项目重叠、成本高昂，早已是长期批评焦点。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，它们又担心所谓改革最后变成削减资源、弱化发展议程，甚至让联合国更受少数大国影响。埃斯皮诺萨的说法，是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一条路：联合国必须变得更有效，但不能因此丢掉多边主义的核心使命。

  玛丽亚·费尔南达·埃斯皮诺萨 2018年9月12日本台拍摄于IPI

她在女性领导议题上的处理也相当谨慎。联合国成立八十多年来，从未有女性出任秘书长。如今六位候选人中有四位女性，这本身已经具有象征意义。埃斯皮诺萨也承认，国际社会确实已经到了认真考虑女性领导人的时候；但她同时强调，关键不是“任何女性”，而是“合适的女性、合适的领导人”。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告诉会员国和安理会，她希望被视为一位有治理能力的候选人，而不只是一个历史象征。

这也正是本轮遴选的复杂之处。联合国也许确实到了产生第一位女性秘书长的时候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在候选人结构中占据明显优势。但秘书长的产生，从来不是单靠道义呼声、地区轮替或个人履历决定。最后能不能过关，仍取决于候选人是否能被美国、中国、俄罗斯、英国和法国同时接受。

巴切莱特的情况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她拥有前总统、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等重量级履历，也具备很高国际知名度。但政治履历越重，争议也可能越多。人权议题本身就容易触动大国敏感神经，尤其当候选人过去的公开立场被不同阵营重新审视时，优势也可能变成负担。

格罗西则代表另一种类型。他长期领导国际原子能机构，在伊朗核问题、乌克兰核设施安全等议题上有较高能见度。他的优势是技术型治理和危机外交，形象较为务实。但联合国秘书长不仅要处理技术议题，也要面对发展、人权、气候、难民和全球南方诉求。一个偏技术官僚型的候选人，能否在更广泛的政治议程中建立信任，仍需要观察。

格林斯潘的优势在发展、贸易和全球南方经济议题。她长期关注发展融资、经济不平等和贸易结构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，这些议题比抽象的机构改革更贴近现实。问题在于，在当前大国冲突和安全危机突出的环境下，发展型候选人能否被视为足以处理高强度政治危机，也会成为安理会考量的一部分。

罗德里格斯-伯基特则以小国外交和多边主义维护者的形象出现。她强调维护联合国作为“全球良善力量”的共同责任，这种表述相对稳健，也容易获得部分中小国家共鸣。不过，在大国政治的最终筛选中，温和并不一定等于优势；有时它意味着更容易被接受，有时也可能意味着缺少鲜明突破口。

因此，这场遴选接下来真正进入的，不只是候选人的公开展示阶段，而是安理会内部的政治筛选阶段。公开听证提高了透明度，也让会员国和国际公众有机会观察候选人的理念与风格；但真正决定结果的，仍是各方能否在一个候选人身上形成最低限度的政治妥协。

下一任秘书长面对的考题也很清楚：他或她不仅要管理一个庞大的国际机构，更要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维护联合国最低限度的行动能力。改革联合国不难成为口号，难的是在不削弱多边主义的前提下，让联合国重新变得有效、可信、相关。

两轮听证之后，六位候选人都试图证明自己理解今天的危机，也有能力推动联合国改革。但从现在开始，这场遴选的重点将越来越少停留在公开发言本身，而越来越多转向大国之间的判断、试探与交易。下一任秘书长能否改变联合国，首先取决于他或她能否被一个高度分裂的国际体系接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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